二重证据法(徐中舒在《再论小屯与仰韶》中提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的可能。现在看正确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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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徐先生的《再论》一文，从虞、夏民族的分布区域考证入手，进一步推测认为——“小屯文化与仰韶文化分属于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遗迹”。文中梳理了夏民族西迁后的流变情况——即北迁的匈奴为夏之后裔，另一支则南迁江南为越；且契丹、蒙古、女真、靺鞨等，皆为夏族属国豕韦后人。

1925年7月，徐中舒参加清华国学研究院考试，以第四名被录取。其时，他曾受到顾颉刚等人观点影响。但入学后，因为炙学于王国维门下，最多时听他八门课程；同时又受梁启超、李济等学术及思想影响，使得徐先生全面接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观点。

了本诸考古资料和文献考据相结合的治学方法，特别是更多地利用考古新材料研治古史。正由于他所凭依的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因而并不讳言自己以往观点的偏颇。

此时，徐先生已经部分改变了自己认为“仰韶为虞、夏民族的遗迹”的观点——他认为，虞、夏起于仰韶，后来向南发展，“夏文化的中心地带现已查明，就是分布在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闻北京大学邹衡同志在这方面已作了十年的探索，夏史已见曙光。至于夏王朝疆理所及，声教所及，到达些什么地方呢？这在旧文献中还有一些记录可供参考。如果把这些记录稍加整理，并做系统说明还是非常有用的。” 四，徐中舒先生的晚年，恰好赶上国内开展的大规模的考古。无奈年事已高且疾病缠身，使其无法亲自参加许多重要的发掘。但他对建国以来国家有计划、大范围进行的田野考古深感鼓舞和欣慰，他多次表示，河南、山西等遗址的考古，将大大有利于深入研究夏代历史。徐先生1991年去世，享年93岁。 五，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夏文化的考古和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必须提到的两个重量级人物，是徐旭生先生和邹衡先生。徐旭生先生采用了与以往“都邑推定法”不尽相同甚至可说有本质区别的研究方法——虽然也着重于特定区域考古遗存来研判夏文化，但重点放在“文化间的同异——通过不同文化的比较确定何为夏文化，这个方法被称之为“文化比较法”，其有两个前提：一是对“夏墟”的准确判断；二是对“夏”及其他文化的正确比较。

（邹衡先生）

这是第一次在考古学意义上，完成了对夏文化的完整论述。不少学者同意，由徐旭生先生提出，由邹衡先生再积二十余年之力，最终完成了夏文化探索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正式确立。 六，早在1979年，邹衡先生就说：“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内即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同时，因为夏朝同商朝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这一空间和这一时间已经发现的诸文化诸类型的各期段之中。我们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这个话说的非常正确——与商文化同时存在的，而又不是商文化的，不是夏文化是什么呢？

另外，曹定云、葛英会、李维明等学者，对二里头二期灰坑出土卜骨上“夏”字早期写法做过考证。

北京大学孙庆伟教授的一个观点很值得重视——考古学是一门严肃的学问和过程，因此，“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要相信史学和考古工作者的专业、辛勤和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