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网站(信用修复的标准和流程是什么)

重塑社会信用是当下社会信用制度体系建设的基本任务，而社会信用的实现无非依赖于以下两条路径：

惩戒机制，即通过惩戒机制在社会形成震慑，使得人们出于对失信高成本的压力或者制裁的恐惧而被动地接受信用规则；

激励机制，即通过守信所能带来的利益导向功能刺激人们珍惜自身信用、信守承诺，即使发生了信用减损，亦会主动通过一定的措施来予以修复。

因此，信用修复应当是、也必定是重塑社会信用的题中之意。信用修复是指因信用信息在采集、传送或者处理过程中发生错误，或因公民、法人的失信行为，致使公民、法人的信用发生减损，而允许其依一定的条件和程序重塑信用的制度。

近些年，无论是制度的推进还是实践部门的具体展开，信用修复开始作为信用体系建设的一种重要机制已逐渐得到认可，但是由于理念、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人们对信用修复存在若干认识上的误区，在实践运用中出现了诸如“修复即洗白”、“修复即缴纳罚款”、“修复即走流程”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信用修复”化约成了“修改信用数据”。

这一做法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若干市场主体在信用并未得到实质性重塑的情况下就“实现”了所谓的信用修复，很显然，这是有悖于社会信用建设的。

信用修复实践误区的基本表征

基于信用惩戒、特别是联合惩戒的普遍化，作为与之相对应的修复机制也被引入到了制度文本和某些指导性文件之中。一系列规章、指导性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信用修复的制度化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但实践中存在的一些误区同样值得警惕。

一、信用修复等同履行行政处罚

行政处理决定是行政主体依职或依相对人的申请，对涉及特定行政相对人的具体权利义务所作的处理，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将信用修复等同于行政处理决定的履行意指，只要申请人（即失信行为人）履行了行政处理决定所确定的义务，便意味着其满足了信用修复的条件。以行政处罚为例，在相应的信用法规、规章以及政策性文件中，一般均将其视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失信信息，其法律含义是行为人因行政处罚而应承受不良信用的后果。将信用修复等同于行政处理决定义务的履行实际上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误。

从行政处罚与信用修复的逻辑关系来说，行政处罚行为的存在表明申请人信用状况的不良，即行政处罚是行为人需要对信用予以修复的前提条件。在此情况下，能得以证明申请人信用已经恢复的路径无非是两条：

通过法定程序撤销行政处罚，申请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状态（包括信用状态）恢复到行政处罚作出前；

通过其他方式使人确信申请人的信用已经得到了重建。

但无论按照何种方式，都得不出申请人履行行政处理决定的义务即可修复信用的结论。

故而，申请人履行了行政处理决定的义务只能是其申请信用修复的法定条件，在效力上可作为其信用恢复的佐证材料。换言之，申请人履行了行政处理决定的义务，并不等同于其信用恢复，其信用是否真正恢复除了应当履行了行政处理决定的义务外，还需其他证据的证明。认知信用修复与行政处理决定义务的履行之间的差异，其意义在于防止实践中，信用修复主管部门（失信惩戒主管部门）以罚代修、一罚了事。

二、信用修复等同信用惩戒终结

将信用修复等同于失信惩戒的终结，意思是说申请人的信用修复申请能产生终结信用惩戒的的法律后果。这一认识是以信用修复与信用惩戒之间为简单对应关系为基础的。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功能上，信用修复与信用惩戒具有相关性，但信用修复与信用惩戒之间又并非严格一一对应，无论是法理上还是实践中，一定存在若干不宜修复或者不应修复的情形。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而言，认清信用修复与信用惩戒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具有如下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从信用惩戒转化为信用修复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的成就决定了申请人可予以申请的范围，也决定了信用修复机构应予审查的重点和方向。

另一方面，即便是信用惩戒已经修复，也不意味着信用惩戒的完全退出，而仅仅是指可供公众查询的意义上不良信用记录不再存在。但是，因失信行为所导致的不良信息仍留有痕迹，或转化为档案或转化为内部资料或尚需保留一定期限。总之，对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决策和行政执法仍有参考价值。

信用修复实践误区矫治的基本对策

一、在理念上强调市场秩序维持功能

信用修复在整体上依赖的是制度的激励功能，即激励失信主体通过积极行为纠正失信行为、恢复信用，从而重新获得进入市场领域的资格。因此，激励无疑是信用修复制度的主旋律。但是，另一个客观事实是，信用修复是信用制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与信用法律制度是种属关系，因而尽管有其自身独特指出，亦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整个信用法律制度的目标。

换言之，信用法律制度体系的整体目标构成了信用修复制度的制约性因素。按照《规划纲要》的表述，信用制度建设的整体目标即为“提高全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改善经济社会运行环境”，虽然这一表述为非规范性的，但无疑是规范构建的基础。

二、在信用修复立法中引入“标准”

信用修复立法中，信用是否修复的“标准”首先是实体性的。虽然这个实体性的确认需要依赖一定的形式外观，但判断的依据是外观所承载的内容和思想，而非外观本身。虽然行为人提供了参加信用培训、志愿服务、积极履行义务等并以此提供了证据材料，但从“标准”的角度来说上述材料仍是形式性的，除非这些形式意义的材料所记载内容所证明申请人已达到信用恢复的程度。

譬如，参加信用培训的，包括培训的内容以及次数、培训内容与失信或违法行为之间的关联性、申请人接受培训后的收获等等；参加志愿服务的，包括服务的内容、次数，服务与失信行为的关联性、申请人对志愿服务的认识等等；履行行政处理决定义务的，包括履行处理决定义务的时间、有受害人的对相关受害人的赔偿或补偿处理、对违法行为的纠正（如假冒伪劣商品已销售的是否追回、未销售的是否销毁）等等。

三、在内容上应注重信用修复的限度

信用修复限度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信用修复与信用惩戒的内在关联性，即正是因为惩戒才使得修复有存在的必要。而惩戒是行为人因其失信行为而受到国家所施加的一种否定性评价，如果行为人在任何情形、任何时段下均可通过信用修复重塑信用，必将使得失信成本可忽略不计。因此就必须设定一系列排除性要素，以避免上述后果的出现。

从时间要素来说，是指在不良信用记录形成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作出之后，应当经过一定期限方可实施信用修复的限制。在公开的意义上，信用修复的确能“清除”不良信用记录的效果，但不良信用记录却是公共行政组织对申请人当时信用状况真实情况的记载，这种记录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非因法定事由不得任意撤回或撤销；即便符合修复条件亦应当经过一定的时效期限，这是行政行为效力的当然要求。

从行为属性要素来说，是指某些违法或失信行为因其性质而不予修复的限制。因行为属性不同赋予不同的法律意义是法律规范体系中的一般做法。例如在《刑法》中对累犯的加重处罚，对教唆、胁迫未成年实施犯罪的加重处罚，大体上均与行为本身相关。但在当前信用修复立法中，并未对失信行为予以区分，而是采用一般性的立法技术，没有对不同的违法或者失信行为予以不同评价。

从主观状态要素来说，是指当行为人的失信行为基于故意而发生时不允许修复的限制。虽然主观过错在刑事法领域是个重要议题，但在行政法中，似乎并未引起注意，即便是在行政处罚这一直接剥夺行政相对人权益的领域，亦不考虑被处罚对象的主观过错。“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主要是指行政处罚性法律规范规定的为成立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所必需具备的各种客观要素，其具有法定性和中立性两项特征”。

▎本文来源于credit，《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作者卢胡锋，如涉及版权问题请及时联系处理